后雙方開始不定期共同居住，雙方討論了結婚事宜并溝通了彩禮的數額。賈某同意給50萬元彩禮，之后，賈某向李某轉賬15萬元，剩余彩禮未付。半年后，雙方因性格以及生活習慣問題分手。審理過程中，賈某稱其給李某買的手機、首飾以及轉賬均為彩禮，要求李某返還全部轉賬及手機、首飾折價款。（文中當事人均為化名）
北京一中院經審理認為，根據《規定》第三條，人民法院在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中，可以根據一方給付財物的目的，綜合考慮雙方當地習俗、給付的時間和方式、財物價值、給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實，認定彩禮范圍。下列情形給付的財物，不屬于彩禮：（一）一方在節日、生日等有特殊紀念意義時點給付的價值不大的禮物、禮金；（二）一方為表達或者增進感情的日常消費性支出；（三）其他價值不大的財物。因此，戀愛期間給付的財物，需要據實判斷是否為應當返還的彩禮。賈某為李某購買的手機以及轉賬的4萬元系賈某為增進感情進行的日常消費性支出，不屬于彩禮；賈某為李某購買的首飾在特殊時點購買，屬于表達或增進感情的消費性支出，亦不屬于彩禮；賈某向李某轉賬的15萬元，時間發生在雙方溝通彩禮數額之后，性質也曾由雙方明確認可為彩禮，因此，可以認定15萬元為賈某為達到與李某結婚的目的而給付的部分彩禮。
根據《規定》第六條，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彩禮實際使用及嫁妝情況，綜合考慮共同生活等事實，結合當地習俗，確定是否返還以及返還的具體比例。賈某與李某未辦理結婚登記，未有孕育情況，結合雙方僅不定期共同居住且時間非常短暫的情況，最終判令李某向賈某返還彩禮15萬元，駁回了賈某的其他訴訟請求。目前該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在審理涉彩禮糾紛時，既要依法裁判、衡平雙方利益，更要通過“小案”講好“大道理”，引導人民群眾更加理性地看待彩禮問題，推進移風易俗，倡導健康的婚姻關系。給付彩禮是以婚姻為目的的贈與，該目的包含結婚登記、共同生活、孕育子女等多項因素。已辦理結婚登記且共同生活的，在雙方離婚時一般不予返還彩禮。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時間較短且彩禮數額過高的，應當根據彩禮實際使用及嫁妝情況，綜合考慮彩禮數額、共同生活及孕育情況、雙方過錯等事實，結合當地習俗，確定是否返還以及返還的具體比例；未辦理結婚登記的，原則上應當返還彩禮，但雙方已共同生活的，應當綜合考慮共同生活及孕育情況、雙方過錯等事實，結合當地習俗，確定是否返還以及返還的具體比例。
專家點評
本案爭議的焦點是賈某給予李某的財物是否為彩禮的問題。法院在處理這起案件時，根據事實將賈某在談婚論嫁前為李某購買的手機及“5·20”為李某購買的首飾等，認定為賈某是為表達和增進與李某之間的感情所進行的消費性支出，不具有按照習俗給付彩禮的目的，不屬于彩禮的范疇。而賈某在與李某商議了結婚事宜并確定了彩禮數額之后向李某轉賬的15萬元，是以結婚為目的給付的彩禮，法院在綜合本案的具體情況后做出的賈某贈與李某的財物不予返還，但給付的彩禮全部返還的判決，符合《規定》中有關彩禮的認定與返還的處理意見。
該案的意義在于，提出了區分一般意義上的贈與和彩禮的判斷標準：一是發生的階段不同。贈與主要發生在雙方戀愛但尚未到談婚論嫁階段，而彩禮主要發生在雙方已就結婚和彩禮數額達成或初步形成共識之后。二是發生的原因不同。雖然彩禮與戀愛期間的一般贈與相比，當事人的目的和動機相似，但是彩禮的給付一般是基于當地風俗習慣，有締結婚姻關系的直接目的和相對特定的財物范圍。而一般意義上的贈與主要是一方或雙方自愿、無償給予對方財物，以維系、促進雙方感情為目的。可以肯定的是，將戀愛不同時期給予的財物結合給付財物的原因作為區分一般意義上的贈與和彩禮的判斷標準是較為合理、妥當的，不僅較好地詮釋了《規定》關于給付彩禮是以締結婚姻為目的的贈與的認定標準，而且清晰的裁判思路也能給社會以指引，對移風易俗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