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高考雖是全國統一進行，但在不同省份考生進入名校的難度卻是大不相同，相較于河南河北，北京上海的高考錄取難度顯然更低。然而北京、上海的戶口并不容易獲得，正因如此，亦催生“假結婚”這一灰色產業，即外省的人與北京、上海戶籍的人“假結婚”，并最終使得子女能夠落戶北京、上海并進行高考。而本案即是一起利用上海對于殘疾人配偶享有落戶優惠所引發的糾紛。

2020年，福建王女士為了能讓孩子在上海高考，便與老公離婚，并在張勇介紹下與具有上海戶籍殘疾人李剛登記結婚，三方同時還簽訂《協議書》，內容約定“經張勇介紹李剛與王女士辦理結婚登記，經三方商定，王女士支付壹拾陸萬元整，分兩次支付，今結婚證領取后支付10萬元整到介紹人張勇支付寶賬戶上，剩余6萬元需等王女士和女兒戶口落戶上海后一并支付。雙方中途不得反悔，誰反悔須賠付對方30萬元整，若李剛殘疾人證不符合上海5年落戶標準，須退還支付給李剛10萬元整，婚姻關系續存期間男方必須全力配合小孩上學事宜。協議書與婚前協議書具有同等的法律效應。”

同日，王女士向張勇支付了10萬元介紹費，然而李剛不幸在2023年離世，王女士和女兒最終都沒能在上海落戶。因落戶不成，王女士遂提起訴訟要求張勇返還10萬元。

這起案件在法律上并不復雜，《協議書》顯然違背了婚姻自由、戶籍管理等國家公序，屬于無效協議。基于合同無效法律后果，張勇顯然應當將該筆10萬元返還王女士。但一審法院站在更高的角度，其觀點認為“王女士簽訂《協議書》目的嚴重違背了公序良俗，具有不法性。王女士對此自知且不諱，并據此認為張勇應向其返還案涉款項，言下之意即是，其不法目的不達時，可通過自我揭發，實現‘全身而退’。若支持其返還案涉款項請求，等于變相縱容甚至鼓勵了這種不法行為，勢必滋生機會主義道德風險”。因此不予支持。

“不法原因之給付者不得請求返還”，這是民法公平原則之體現，一審法院如此判決并無明顯不當。然而，二審法院則是站在了更深遠角度看待這一問題，其觀點認為“民法典已取消民事追繳，若不支持返還或支持返還部分款項，都能使張勇從不法的居間介紹中受有利益，從而變相認可不法行為，并變相鼓勵利用殘疾人權益保障政策，以破壞婚姻根基的‘假結婚’方式，規避特大城市落戶政策。本案中，因不可歸責于當事人的原因，使得王女士落戶目的未能實現，其雖開啟了不法行為，亦具有可責難性，但若支持其返還案涉款項10萬元的請求，也并未從不法行為中受有利益。因此，在各類結果比較之下，令張勇返還案涉款項10萬元更具有合理性。”

簡單來說，二審法院對兩者惡性進行了對比，雖然王女士行為“不法”，但李剛作為從事“假結婚生意”居間人，顯然主觀惡性和危害性都要更大，若是支持張勇無需返還10萬元，等于是變相鼓勵此類“居間”生意。

事實上，在《民法典》生效前，對于此類違法所得收益，人民法院可以依據《民法通則》第六十一條第二款“雙方惡意串通，實施民事行為損害國家的、集體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應當追繳雙方取得的財產，收歸國家、集體所有或者返還第三人。”追繳相關違法所得，但《民法典》已取消民事追繳制度，因此法院無法直接予以沒收，因此也只能兩權相害取其輕。總的來說，對于此類新型違法行為，仍有待行政機關出臺相應行政法規進行處罰。

福州律師蔡思斌

2024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