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間借貸合同效力認定 ——基于法院判決的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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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下文稱：《民間借貸司法解釋》）頒布后，司法實踐中相當數量的企業間借貸合同已經被確認為有效。但是，仍有法院以合同違反金融法規強制規定，破壞金融秩序為由，認定合同無效。因此，明確企業間借貸合同效力認定標準仍具有必要性。

一、不應當作為認定企業間借貸合同效力依據的法律法規

有法院認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以及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等機關先后頒布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強調除金融類企業之外，嚴格禁止其他企業之間出現借貸行為。因此，根據《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11條、我國《合同法》第52條的規定，企業間借貸合同因違反法律法規規定而無效。司法實踐中也有以企業間借貸合同違反金融法規被確認無效的判例。然而，該觀點未理清《合同法》第52條第（五）項的內涵。

（一）部門規章不得作為認定合同效力的依據

有法院以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貸款通則》第2條、第21條以及第61條為裁判依據，確認企業間借貸合同為無效。法院認為，企業間訂立借貸合同的行為違反國家有關辦理借貸或者變相借貸融資業務的規定，因此合同不發生效力。然而，根據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四條的規定，確認合同無效只能依據法律與行政法規，而《貸款通則》屬于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部門規章，不得作為判斷企業間借貸合同效力的依據。

（二）管理性規定不得作為認定合同效力的依據

還有法院以《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第19條、《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第5條第1款作為裁判依據。判決理由為，由于貸款人不具備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獲得發放貸款的資格，向被告發放借款，違反了我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因此借款合同無效。

然而，上述兩個裁判依據仍然不得用于確認企業間借貸合同的效力。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14條的規定，“合同法第52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此處的效力性規定相對應的是純粹管理性規定。區分效力性規范與純粹管理性規范的價值在于從現有強制規范中發現純粹管理規范，從而盡可能地減少合同無效可能性。司法實踐中已經存在將《銀行業監督管理法》以及《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識別為純粹管理性規定否定其適用的，判決企業間借貸合同有效的案例。

《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和《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是對金融行業的管理性規定，用以規范金融市場秩序，其并未調整企業間借貸法律關系，而是確定金融業市場準入機制，即只有經過國務院銀行監督管理機構、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符合一定條件的單位或個人才得以從事金融行業。因此，二者也不應當作為否定企業間借貸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據的。

（三）效力性規定中“違反金融秩序”的理解

實踐中還存在援引《關于審理聯營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四條第（二）項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企業借貸合同借款方逾期不歸還借款的應如何處理的批復》否定企業間借貸合同效力的案例。兩個司法解釋中直接對違反金融法規的企業間借貸合同效力進行了否定。

但是，雖然上述司法解釋直接對合同效力進行了規定，但是仍然不可以作為否定企業間借貸合同效力的依據。有觀點認為上述司法解釋都頒布于1999年10月1日《合同法》頒布之前，是為了配合國家金融管制需要而出臺的，如今我國金融已經從強制管制向放松管制、尊重意思自治、促進投資與就業的方向轉變，因此應當廢止。

然而，筆者認為上述司法解釋不得作為確認企業間借貸合同效力依據的原因并不在于金融業已經無需管制，而在于金融法規的管控的對象是非金融企業經營貸款業務的行為，而不是企業之間臨時性的資金融通行為。因此，如果非金融企業經常性、長期性地以經營存貸款為業，那么該企業簽訂的借款或貸款合同因違反金融法規而無效。實踐中，存在不區分經營與臨時資金融通，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十條規定，將企業之間臨時性資金融通合同以超出經營范圍為由被判決無效的案例。導致貸款方獲得約定利息的權利無法得到保護。

因此，《關于審理聯營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企業借貸合同借款方逾期不歸還借款的應如何處理的批復》不能否認企業間所有借貸行為的效力。

二、不應當作為否定企業間借貸合同效力依據的案件事實?
（一）不應以借款時間長短或本金數額為標準

有法院為，只有在無償借貸以及利息符合法律關于民間借貸利息上限的規定、臨時性、金額少的借貸合同才被確認為有效，以此控制企業間借貸的規模。

然而，通過借貸時間長短、本金數額大小判斷企業間借貸行為是否破壞金融秩序不具有合理性。一方面，若某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經常性地進行約定借款期間短、借貸金額少的資金借貸，仍然屬于非法從事金融事業的行為；另一方面，難以確定不足以破壞金融秩序、合理區間內的借貸時間以及本金數額標準。判斷非法從事金融業務的標準是未經批準經營存款、貸款的行為，是對行為內在性質的限制，借貸的規模大小只是借貸行為外在形式特征之一，不影響行為性質的判斷。

（二）不應以約定利息與否或利息數額為標準

司法實踐中存在以企業間借貸是否約定利息為依據，判斷合同效力的情況。然而，約定利息與否以及約定利息的數額大小，不是合同生效的前提，而是合同生效與否對利息支付所產生的不同結果。根據我國《合同法》第196條對借款合同的定義，借款人到期返還借款并支付利息是借款合同的應有之義，借款合同中約定利息本身不具有違法性。而《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25條至第29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6條、第7條只是規定超出數額或者一定比例的利息以及復利“不予保護”，并不用于規制借款合同效力。因此，企業間借款合同中是否約定利息以及利息數額不應當作為判斷合同效力的依據。

三、應當以貸款人是否非法經營存貸款業務為標準 ?

有法院認為，承認企業間借貸合同的效力，會在正常的金融市場之外形成“體制外”的資金市場，從而擾亂國家對金融市場的信息掌控，削弱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性。在利率未完全市場化的情況下，企業間借貸削弱了國家對利率管制的有效性。非金融企業還會與銀行等金融機構正常的存貸款業務構成惡性競爭，破壞金融秩序。

然而，產生上述破壞國家金融秩序后果的，并不是企業之間所有的借貸行為，而是具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性質的借貸，以及非法經營存貸款業務的行為，具有上述特征的企業間借貸行為才是法律規制的對象，這與其他主體之間的民間借貸具有相似性。其與企業間臨時性借貸的區別就在于，從事吸收存款以及發放貸款的行為具有經常性，對象具有不特定性，應當以此為標準，判斷企業間借貸合同是否違反金融法規定。

四、結語

最高法院《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推動國家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意見》、《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和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見》中都提到，要保護合法的民間借貸與企業融資行為。《民間借貸司法解釋》雖然肯定了企業間借貸合同屬于民間借貸的范疇，并對其效力認定作出了規定，然而有效與無效企業借貸合同的界限卻并未明確，造成了實際判決中同案不同判的現象。仍然存在以違反金融法律規定，破壞金融秩序為由，否定企業間基于真實意思表示產生的臨時性借貸合同效力的判決，其不具有合理性。一方面曲解了法律規制的對象，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據；另一方面也會與合同法自由基本原則相違背，并為借款人違背誠實信用，不履行合同借款合同約定的支付利息義務提供土壤。因此，應當明確企業間借貸合同有效與無效的界限。

[作者] ?蔡蘊華 （ 匯業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