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高院的兩個判例看國有性資產轉讓合同的生效
從最高院的兩個判例看國有性資產轉讓合同的生效
作者：?張特?北京市隆安律師事務所
國有資產轉讓，受讓方與資產轉讓方國有企業簽訂的合同文本中，合同生效條款一般會約定以國有企業上級單位及相應主管部門批準作為合同生效的前置條件。當雙方資產交易不順，糾紛發生訴至法院，此時，受讓方和轉讓方會根據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來主張合同是否生效，“生效”條款是否令合同生效或未生效自然成為案件中的焦點。
圍繞這個“生效”條款，如何判定此時的合同是否生效，我們來比較一下最高院先后做出的兩個判例：
一．最高法院審理的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蘭州辦事處（以下簡稱信達蘭州辦）上訴甘肅亞盛鹽化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亞盛集團）借款合同糾紛案【(2006)民二終字第159號）】
甘肅省鹽化工總廠(以下稱鹽化總廠)結欠中國建設銀行借款本金19450000元及相應利息，1999年建行將以上債權全部轉讓給信達資產蘭州辦。2000年11月20日，鹽化總廠、亞盛集團、信達蘭州辦三方簽訂《債務重組協議》，約定：信達蘭州辦附條件地減免鹽化總廠債務，減免后的數額為1600萬元，協議經三方簽字蓋章并經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以下簡稱信達總公司）批準后生效。協議簽訂后，信達總公司批復同意，亞盛集團分兩次付款200萬元。2002年12月26日，鹽化總廠、亞盛集團、信達蘭州辦三方簽訂《債務重組補充協議》，三方協商約定：信達蘭州辦同意附條件地保持原債務重組協議的繼續有效，減免后的債務金額1200萬元，約定協議經三方簽字蓋章并經信達總公司批準后生效。協議簽訂后，亞盛集團于同年12月30日向信達蘭州辦付款200萬元，其他義務均未履行。2003年12月，信達蘭州辦與亞盛集團簽訂《不良貸款債權轉讓協議》約定：亞盛集團同意收購信達蘭州辦擁有的對鹽化總廠的全部債權及與轉讓標的有關的從權利，轉讓價格1120萬元，協議經雙方簽字和蓋章并經信達總公司批準后生效。協議簽訂后，亞盛集團向信達蘭州辦付款200萬元，但雙方對協議約定的其他義務均未履行。
信達蘭州辦向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債務重組補充協議》和《不良貸款債權轉讓協議》確無證據證明已經由信達總公司批準，客觀上形成了效力待定的合同。但是信達蘭州辦怠于行使促成合同生效的義務，也沒有告知過亞盛集團合同不生效，且亞盛集團在三份協議簽訂后履行了部分義務，判決駁回信達蘭州辦的訴訟請求。信達蘭州辦不服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上述民事判決，向最高院提起上訴。
最高院認為：1、《債務重組協議》所約定的內容沒有違反法律規定并已經信達總公司批準，雙方已部分履行了協議，故該協議合法有效。2、《債務重組補充協議》所約定的內容是對《債務重組協議》的確認和補充，雖然信達總公司對《債務重組補充協議》未批準，但約定內容沒有超出《債務重組協議》范圍，故《債務重組補充協議》合法有效。3、《資產處置管理辦法》是財政部對資產管理公司作出的部門規章，故不能僅以該規定而當然確認《不良貸款債權轉讓協議》未生效；《不良貸款債權轉讓協議》約定內容沒有違反法律規定，也沒有損害他人合法權益，并且亞盛集團為此又支付了200萬元，部分履行了該協議。最高院撤銷了一審判決進行了改判亞盛集團支付320萬元及相應利息。
二．陳發樹與云南紅塔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紅塔公司”）股權轉讓合同糾紛一案【最高院（2013）民二終字第42號】
2009年9月10日，紅塔有限公司與陳發樹簽訂了《股份轉讓協議》，約定紅塔有限公司將其持有的占云南白藥集團總股本12.32%的涉案股份全部轉讓給陳發樹。陳發樹付清股權轉讓款后，紅塔有限公司開始辦理逐級上報股權轉讓事宜及信息披露等事宜，但紅塔有限公司的上級主管部門中煙總公司作出了不同意本次股份轉讓的相關批復。
本案經云南高院一審判決認定轉讓協議合法有效但未經有權機關批準無法事實履行，陳發樹上訴至最高院，最高院認為：本案所涉《股份轉讓協議》依法屬于應當辦理批準手續的合同，但未能得到有權機關批準，故應依法認定為不生效合同。其裁判理由如下：
1.本案所涉《股份轉讓協議》依法屬于應當辦理批準手續的合同。《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暫行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決定其所出資企業的國有股權轉讓。對于重要子企業的重大事項，《暫行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所出資企業投資設立的重要子企業的重大事項，需由所出資企業報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批準的，管理辦法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另行制定，報國務院批準。根據以上規定，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經國務院同意，于2007年聯合頒布了《國有股東轉讓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對國有股東轉讓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行為進行規范。《暫行辦法》規定，國有股東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協議轉讓至少需要經過兩次上報：一是國有股東擬協議轉讓上市公司股份的，在內部決策后，應當及時按照規定程序逐級書面報告省級或省級以上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二是國有股東與擬受讓方簽訂股份轉讓協議后，應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等相關義務，同時應按規定程序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審核批準。本案紅塔有限公司是國有企業，擬轉讓的是所持云南白藥集團的上市股份，轉讓的形式是與受讓人協議轉讓，故雙方當事人簽訂《股份轉讓協議》后，應按照《暫行辦法》要求的程序辦理相關手續。本案雙方當事人對本案所涉股權的轉讓需要經過審批均是明知的。根據《股份轉讓協議》的約定，雙方當事人在訂立《股份轉讓協議》時知悉該協議需要經過審批，并通過《股份轉讓協議》第四條予以確認，同時雙方還在第十二條、第二十六條對審批手續的辦理以及不能得到審批的后果作了明確、清晰的約定。
2.《股份轉讓協議》未得到有權機關批準。對于煙草行業產權轉讓的審批程序和權限，《財政部關于煙草行業國有資產管理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財政部意見》）規定：“中煙總公司所屬煙草單位向非煙草單位的產權轉讓，主業評估價值在1億元以上（含1億元）、多種經營在2億元以上（含2億元）的，由各單位逐級上報中煙總公司（國家煙草專賣局），由中煙總公司（國家煙草專賣局）報財政部審批。”本案《股份轉讓協議》簽訂時，雙方擬轉讓的股份價值20多億元，根據《財政部意見》的精神，應由紅塔有限公司逐級上報至中煙總公司，由中煙總公司報財政部批準。紅塔有限公司在與陳發樹簽訂《股份轉讓協議》后，即按程序將相關材料上報至紅塔集團公司，紅塔集團公司則按程序上報至云南中煙公司，云南中煙公司也按程序上報至中煙總公司，現中煙總公司收到上報材料后，明確作出不同意本次轉讓的批復。據此，《股份轉讓協議》已無法經由財政部批準。陳發樹認為，中煙總公司批復不同意本案股份轉讓，而且不按規定將《股份轉讓協議》報送財政部審批，應屬紅塔有限公司內部決策程序中的行為，不屬于有權審批，不應產生對本案股權轉讓不批準的法律效力，其行為應構成紅塔有限公司對陳發樹的違約。根據《財政部意見》的精神，本案所涉《股份轉讓協議》的有權審批主體雖是財政部，中煙總公司無權批準本次股權轉讓行為，但作為紅塔有限公司的出資人，中煙總公司等根據國有資產監督管理相關規定，行使股東重大決策權和國有資產出資人權利，其作出的不同意本次股權轉讓的批復，終結了《股份轉讓協議》的報批程序。此外，中煙總公司等是紅塔有限公司的出資人，屬于獨立的主體，且不是《股份轉讓協議》的當事人，將中煙總公司等的行為視為紅塔有限公司違約亦缺乏法律依據。
3．《股份轉讓協議》依法應認定不生效。關于審批對合同效力的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生效的，依照其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合同法解釋一》）第九條進一步明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合同應當辦理批準手續，或者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才生效，在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當事人仍未辦理批準手續的，或者仍未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合同未生效。”本案所涉《股份轉讓協議》依法屬于應當辦理批準手續的合同，需經財政部批準才能生效，但因紅塔有限公司上級主管部門中煙總公司不同意本次股權轉讓，報批程序已經結束，《股份轉讓協議》已確定無法得到有權機關批準，故應依法認定為不生效合同。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第四十四條和《合同法解釋一》第九條對合同生效的要求，是合同的法定生效條件，屬于強制性規定，不允許當事人通過約定的方式予以變更，故盡管當事人對合同生效有相關約定，仍應依據以上法律規定來判斷合同的效力。一審法院根據《股份轉讓協議》第三十條關于“本協議自簽訂之日起生效”之約定認定《股份轉讓協議》合法有效，屬適用法律錯誤，應予糾正。既然《股份轉讓協議》不生效，其第二十六條關于協議解除的約定也不產生效力，紅塔有限公司提出的《股份轉讓協議》應按第二十六條第（三）項之約定解除的主張亦不能成立。
對比這兩個判例，都約定了批準生效的合同條款，判決結果卻截然相反，拋開兩個案例的相似處不談，我們看看不同：
1.?對于第一個案例，最高院合議庭貫穿于案件始終的裁判思想為：“合同約定以一方內部因素為生效條件的，負有促使協議生效義務的一方未履行約定義務，在合同約定內容不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和損害他人利益并經雙方簽字蓋章成立，且已部分履行的前提下，則應當認定合同已經生效”。信達資產公司是促使協議生效的一方，但其對《債務重組補充協議》和《不良貸款債權轉讓協議》未及時報送信達總公司的審批，構成延遲或阻止合同生效；紅塔集團在簽訂協議的第二天就按程序上報給云南中煙并披露了相關信息，不存在延遲或阻止合同生效的情形。
2．筆者這里提到的“內部因素”，是公司按照公司法，結合行業屬性及自身特點制定的自上而下的規范制度，信達總公司對信達蘭州辦的指示批準屬于信達公司內部管理行為；而在紅塔集團一案中，紅塔集團直至中煙總公司仍然可以理解為“內部因素”，但不同于信達公司案的是還有一個財政部的“外部因素”。
3.對于第二個案例，最高院裁判認為：“本案所涉《股份轉讓協議》依法屬于應當辦理批準手續的合同，但未能得到有權機關批準，故應依法認定為不生效合同”。紅塔集團轉讓給陳發樹股權，需財政部批準，其依據是《企業國有資產法》、《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國有股東轉讓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暫行辦法》等法律法規；而信達蘭州辦需要信達總公司批準，其依據是財政部對資產管理公司做出的部門規章，效力層級較低，信達總公司不批準不足以阻止合同生效。
4.《合同》第四十四條及：“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時生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生效的，依照其規定”，第一個案例中信達總公司的批準依據是規章，不符合這里的要求的“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而第二個案例中財政部的批準依據正是“法律、行政法規”所規定。
從以上的不同點不難看出，第一個案例中，信達公司審批的依據是部門規章，審批的主體是信達總公司，合議庭將其定義在公司法范疇即“內部因素”；信達公司未積極履行后兩個協議的報批義務，合議庭對其定義在合同法范疇內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內部因素”，而在第二個案例中，無論審批主體、審批依據、履行事實、適用法律，卻具備更多的“外部因素”。正是這些“內外因素”決定了這類性質的合同是否生效，最終導致前后兩個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案件卻得到截然相反的判決結果。作為律師，在處理類似案件時，考量這些“內外因素”是重中之重。
此外，輿論普遍認為陳發樹敗訴是“勢不如人，契不如意”，筆者認為，從技術上看，不如說陳發樹是敗在“技不如人”，這里的技是指“法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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