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被繼承人姚某、劉某系夫妻關系，兩人生前共生育五名子女，分別是長子姚大、次子姚二、女兒姚三、姚四、姚五霞。其中，姚二為精神殘疾人，其監(jiān)護人為姚大。劉某、姚某先后去世后，姚四、姚五作為原告將姚大、姚二、姚三起訴至法院要求繼承被繼承人留下的遺產房屋一套。訴訟中，雙方當事人均確認姚某、劉某生前無養(yǎng)子女和繼子女，姚某、劉某的父母均已先于二人去世，均認可姚某和劉某的遺產為現有價值350萬元的房屋一套。姚大、姚二、姚三提供了姚某、劉某的《遺囑》一份，用以證明姚某、劉某生前通過遺囑的方式對其遺產進行了處理。該《遺囑》寫于2010年10月5日，載明的立遺囑人為姚某和劉某，其內容為：“我在此立遺囑，對本人所有的房產作如下處理。我自愿將下列歸我所有的房產遺留給姚大個人所有。姚二為精神殘疾人，對此房產享有居住權。姚大給予姚三、姚四、姚五三人補償金每人十萬元整。姚大是姚二的監(jiān)護人。”姚四、姚五認為該《遺囑》系姚某的自書遺囑，其只能就其個人財產作出處理，而劉某的遺囑不符合代書遺囑的形式，對其財產份額的處分無效，且該《遺囑》未給姚二保留必要的份額，對該部分的處分無效。姚三認可《遺囑》真實有效，收下姚大給付的10萬元，并向姚大出具收條，寫明“根據遺囑收到拾萬元錢，辦房屋過戶手續(xù)協助辦理”。

【裁判結果】

法院經審理認為，《遺囑》為立遺囑人姚某親筆書寫，共同立遺囑人劉某在遺囑上簽字，表明該遺囑為二人的共同意思表示，從主體上看，姚某和劉某都是本案《遺囑》的立遺囑人。從內容上看，《遺囑》處理的財產系共同立遺囑人的夫妻共同財產，處理財產的范圍和對象都是同一的，系共同的意思表示；從形式上看，《遺囑》系兩個被繼承人基于共同的意思表示對夫妻共同財產做出處理，只形成了一份遺囑。因此，姚某和劉某所立遺囑屬共同遺囑，具有遺囑的合法效力。但是共同遺囑人在房產的處理上，只給予了無勞動能力的被繼承人姚二房屋的居住權，居住權并非財產所有權，不能認定為姚二據此享有遺產份額，該內容違反了《繼承法》第十九條關于“遺囑應當對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遺產份額”之規(guī)定。因此，在確認該遺囑整體有效的前提下，對違反《繼承法》規(guī)定的內容進行更改，判決：房屋歸姚大所有，姚大給付姚二房屋補償款七十萬元，確認姚二對于訴爭房屋有權居住使用;姚大給付姚四、姚五各十萬元。一審宣判后，雙方均未上訴。

【典型意義】福州家事審判觀察系專業(yè)福州離婚、繼承律師–蔡思斌律師在長期關注、搜集福州以及其他地區(qū)法院家事審判實例，并結合自身多年辦理婚姻、繼承案件經驗的基礎上歸納、編輯、原創(chuàng)而成。

我國社會生活中大量存在共同遺囑的形式，共同遺囑是指兩個以上遺囑人基于共同的意思表示而訂立的一份遺囑。從我國的國情出發(fā)，我國有家庭財產共同共有的悠久傳統，共同遺囑有利于家庭財產的處理和家庭和睦。我國長期有著以“戶”作為社會基本單位傳統，且在個別領域還以“戶”作為民事主體的一種，家庭財產也以共同共有為主體，且子女一般會在父母均去世后才分割家庭共有財產，這些傳統和習慣都適宜通過共同遺囑處理夫妻共同財產。實踐中，共同遺囑通常由共同立遺囑人中的一方書寫，其他各方簽字確認，這種形成方式在形式上類似于代書遺囑，容易讓人產生共同遺囑和代書遺囑的誤認，進而產生以代書遺囑的法律規(guī)定來判定共同遺囑的效力。根據我國《繼承法》第三十七條的規(guī)定，代書遺囑是指非由立遺囑人自行書寫的遺囑，而是由代書人根據立遺囑人的意思表示代為書寫的遺囑。代書遺囑的代書人不能與遺囑所處理的財產有利害關系,更不能是受益人，且代書遺囑必須有兩個以上的見證人在場，除代書人的代書和簽名外，立遺囑人本人必須在遺囑上簽名。由此可見，共同立遺囑人中一方代寫遺囑的行為與代書遺囑中見證人的代書有著實質上的不同。實際上，對代書遺囑的形式規(guī)定應理解為是繼承法對于單獨遺囑的要求。在共同遺囑情況下，共同立遺囑人中一方書寫遺囑內容而另一方以簽名確認應屬常態(tài)。當然，從制度規(guī)范的要求，為保障共同遺囑確實反映了共同立遺囑人的真實意思，采取由非書寫遺囑一方寫明類似“以上遺囑確屬本人真實意思表示”的確認詞后再簽字的做法更為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