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發布過一篇博文，講設立遺囑慈善信托的重重障礙。最近繼續研究信托法案例，又有網友咨詢相關問題，這里再談談我國設立遺囑慈善信托的難點所在。
設立遺囑慈善信托的困難主要來自三個方面：遺囑、慈善和信托。
第一，遺囑。遺囑是死因行為，因遺囑死后生效，遺囑人無法親自面對挑戰者的質疑，所以法律對遺囑形式和內容都要嚴格的要求。目前的司法實踐對于形式上有重大瑕疵的遺囑大多采取無效之立場。另外，遺囑的內容也需要明確、確定。例如，在一個司法案例中，“遺囑”中傳遞出清晰的要從事慈善事業的愿望，但是，沒有明確用作慈善之財產范圍，具體的從事慈善的方式（捐贈、慈善信托還是基金會），受托人，慈善的目的及受益人的遴選方法，是一個典型的欠缺確定處分內容的遺囑，無法生效、執行。
之前曾經提出建議，財富人士做傳承規劃，需要深思熟慮，精心規劃，盡量不要使用遺囑和遺囑信托的方法，而應優先選擇合同的方式（生前行為）。
第二，信托。以信托方式做財產規劃本身就是一個高度復雜和專業的過程。信托制度的社會認知度不高，應鼓勵民眾朵運用信托制度進行財產和財富的傳承，但目前大多需要專業人士和專業機構的參與才能設置有效的信托。例如，自然人當然可以成為家族信托的受托人，但是，未經專業訓練的受托人如何妥善履行職責，都面臨著極大的考驗。如在“遺囑信托第一案”中，法院雖然承認了遺囑信托的效力，但是，年齡大、非專業的親屬受托人都會面臨不能妥善履職的質疑，所以又引發了受益人對受托人的訴訟[欽某某、李宜今與李水根、李蓮芳等民事信托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2020）滬0106民初30894號（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第三、慈善。通過遺囑信托的方式從事慈善事業，更增加了設立信托的復雜性。遺囑信托的特殊性在于，信托法要求信托受托人承諾（第8條），這和遺囑行為作為單方法律行為的性質是相矛盾的，即使按照信托法第13條的規定由受益人選任受托人，因慈善信托中不存在特定的受益人。這樣，我們的法律規定和實務操作陷入了“完美的僵局”。
而且，在可執行方面，遺囑慈善信托需要遺囑執行人將遺產轉移的受托人的名下，但遺囑執行人又欠缺選擇受托人的權限（信托法對此沒有規定）。信托法原理有云：信托不因欠缺受托人而無效。但我國現行《信托法》《慈善法》和《慈善信托管理辦法》都沒有考慮到遺囑慈善信托的特殊性，導致委托人沒有指定受托人的遺囑信托無法執行。
對于信托公司等受托人而言，習慣于以合同的方式受托。即使受托遺囑信托，也需要在立遺囑當時和立遺囑人、遺囑執行人進行良好的溝通，和各方簽訂合作協議，通過合同和遺囑共同固定各方權利義務，以確保遺囑信托在遺囑人身后得以順利執行。但如果遺囑人單方的遺囑信托有過多的不確定性因素——如受益人的選擇方法不確定、信托財產不確定，是否設置監察人不確定，該遺囑信托面臨效力的質疑，信托公司無從受托，民政部門無法備案。
如果僅僅是一些微小的形式瑕疵，司法機關可以通過解釋的方式消除，幫助當事人實現復雜的意愿，例如在遺囑信托第一案中，遺囑人錯誤地使用了“基金會”的表述，但其他的設立家族信托的意愿明確而具體，法院可以探究遺囑人真意，認可家族信托成立。
但在設立遺囑慈善信托的過程中，涉及遺囑、信托和慈善三個關鍵詞，都包含多個重要而特殊的生效要件。這些生效要件不具備，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的內容不明確，司法機關無法通過推定的方式幫助當事人加以明確。
所以，遺囑慈善信托，是一個良好的從事慈善事業的工具，但要想得到普遍的適用，仍然有很遠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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