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法院報，作者：史秀永

?【案情】

2009年10月14日，被告人李某、楊某和張某租用車輛流竄到某鎮準備加油時，張某提出要買煙，李某、楊某隨其一起下車走進附近的“長青瓜果蔬菜副食店”。張某買了一盒香煙后，示意李某、楊某購買貨物。李某、楊某以購買黃瓜、西紅柿為理由，故意將店主武某引開。張某趁機爬進柜臺實施盜竊，竊得人民幣420元。張某在實施盜竊時，被店主武某發現并抓獲。三被告人否認盜竊事實，并與武某爭辯。后在李某與楊某的掩護下，張某趁機逃跑。店主武某攔住李某不讓其離開副食店，李某掏出隨身攜帶的尖刀威脅武某，并將武某推倒后逃跑。店主武某的丈夫趙某聞訊后趕回，在店外將逃跑出來的楊某、李某攔住。楊某掏出隨身攜帶的尖刀威脅趙某。趙某放開楊某、李某后，三被告人乘坐租用的車輛逃走，后被公安機關抓獲。

【分歧】

該案在審理過程中，關于被告人李某、楊某構成搶劫罪沒有任何爭議。但是，具體到被告人張某的定性上，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張某雖然在本案中實施了盜竊行為，但被店主發現后既沒有當場使用暴力，也沒有以暴力相威脅，且盜竊的現金數額并未達到數額較大標準，盜竊情節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故不應以犯罪論處。

另一種觀點認為，張某的行為構成了搶劫罪，應以搶劫罪定罪處罰。理由是，張某與李某、楊某實施的是共同犯罪行為，而非單獨犯罪行為。因李某、楊某在實施盜竊后，為抗拒抓捕當場以兇器相威脅，其犯罪性質已從盜竊行為轉化為搶劫行為，故張某的盜竊行為也隨之而轉化為搶劫行為。

【評析】

筆者同意后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張某的行為構成了搶劫罪，應以搶劫罪定罪處罰。理由如下：

1.從犯罪的形態來分析。張某實施的盜竊行為，是一種共同犯罪行為，而非單獨犯罪行為。本案中，三被告人是通過暗示的方式，相互間達成了意思聯絡，并且共同實施了盜竊行為。在盜竊過程中，三被告人聯系密切、分工明確、相互謀劃、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利用、相互補充，由李某和楊某將店主武某引開，由張某實施盜竊行為。張某竊得420元并被店主武某發現后，由李某和楊某掩護張某逃脫。李某、楊某為抗拒抓捕，當場以兇器相威脅，最終達到了共同逃脫的目的。三被告人不僅認識到自己在故意實施犯罪，而且還認識到其他人與自己一起共同配合實施犯罪；三被告人明知共同犯罪行為會造成某種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危害結果的發生。由此可見，李某、楊某和張某的犯罪行為，完全具備了共同犯罪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應當認定為共同犯罪。

2.從共同犯罪的定罪原則來分析。共同犯罪是一種犯罪的特殊形態，在定罪時需要把它作為一個整體，并將各個共同犯罪人的行為有機地結合起來加以認定。因此，我國刑法對共同犯罪實行的是團體責任原則，而非個人責任原則。各個共同犯罪人都應當對共同犯罪的結果承擔責任，而不能僅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承擔責任。當然，在處罰的時候，要根據各個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處與其罪行相均衡的刑罰。就本案而言，張某雖然在實施盜竊行為被發現后，沒有當場使用暴力，也沒有以暴力相威脅，而是在李某、楊某的掩護下趁機逃跑，但是三被告人實施的是共同犯罪行為，整個犯罪行為是一個有機整體，不能割裂開來。李某、楊某在實施盜竊行為后，為抗拒抓捕而當場使用兇器相威脅，其犯罪性質已從盜竊行為轉化為搶劫行為。隨著李某、楊某相繼當場使用兇器相威脅，張某實施的盜竊行為，也隨之一并轉化為搶劫行為。只不過張某在本案中，沒有當場使用暴力，也沒有當場以暴力相威脅，故在量刑時應當給予從寬處罰。

本案中，如果張某在實施盜竊時，沒有與李某、楊某達成意思聯絡，其實施的是單獨盜竊行為，因其盜竊數額并未達到數額較大標準，當然不能以犯罪論處；如果對張某不以犯罪論處，不僅會違反我國刑法對共同犯罪“部分實行全部責任”的共犯原理，而且還會破壞法律的統一性、嚴肅性，難以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綜上所述，被告人張某與李某、楊某實施的是一種共同犯罪行為，而非單獨犯罪行為。李某、楊某從盜竊行為轉化為搶劫行為后，張某也隨之一并轉化為搶劫行為。張某應以搶劫罪定罪處罰，而不能以不構成犯罪處理，但在量刑時應當給予從寬處罰。

（作者單位：內蒙古自治區察哈爾右翼后旗人民法院）